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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的网易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劝君免谈陈寅恪  

2006-02-03 13:15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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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豁出去,就能了

其实,有些事,也不过就是“一念之差”。

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,当真想通了,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不就是学术地位吗,不就是话语权力吗,不就是科研经费吗,不就是岗位津贴吗?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,吃香的喝辣的,坐飞机住宾馆,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?我们能不能不要?不要,你可就管不了我啦!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,豁出去了,也就是说,豁出去,就能“了”。

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?

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,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。比方说,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,是否入时:“平生所学供埋骨,晚岁为诗欠砍头”。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:“名山金柜非吾事,留得诗篇自纪年”。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:“拟就罪言盈百万,藏山付托不须辞”。他还不是“满不在乎”。

陈寅恪的可贵之处,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。意义,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,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。我可以不要名,不要利,不要有用,不要别人承认,但我总不能不要“意义”吧?连“意义”都没有,我做它干什么?

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“意义”看得很淡,一再宣称自己不过“聊作无益之事,以遣有涯之生”。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、反话、愤激之辞,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。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,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,一种为了坚持“自由思想,独立精神”而悟到的彻底,尽管彻底得很无奈。

彻底是很重要的。彻底才无碍,才无羁,也才无所畏惧。因为所谓“自由思想,独立精神”,看重的不是“内容”,而是“形式”。也就是说,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,有没有意义,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。是则是,否则否。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,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,就是“自由思想”。反之,即便再有意义,也不是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“自嘲”、“自贬”、“自损”,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。1952年,杨树达《积微居金文说》出版,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。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:“拙序语意迂腐,将来恐有累大者,今删去之,亦未始非不幸也”。陈此处之所谓“迂腐”自别有意味,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“迂腐”甚至“陈腐”之处,恐怕也是一个事实。问题是,“迂腐”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,就该灭绝?如果“迂腐”该灭绝,那么,和“迂腐”沾边的,比如陈腐、陈旧,还有刻板、呆滞,是不是也该灭绝?如此推论下去,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?

意义也一样。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,就该灭绝,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。你想,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,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?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,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。杞人忧天数千年,天并没有塌下来,那么,杞人还该不该忧天,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?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,究竟有多少意义,还要不要再猜?实际上,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,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。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,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极少数的“有意义”其实是靠众多的“无意义”来支持的。没有“无意义”就没有“有意义”。比如在我们看来,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(其实皮洛耶人就吃)。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(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),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。

更何况,如果我们今天以“没有意义”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,那么,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。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,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,最后的结果,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,而不能自由地思想,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。

所以,无论从哪个角度(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)讲,我们都得肯定“无意义”的意义。而且,为了彻底,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,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。

否定意义的追求,有这个必要吗?既肯定“有意义”,也宽容“无意义”,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?果真如此,当然很好。可惜,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,就不会有人去做“无意义”的事了。有意义的事不做,却去做无意义的,谁会这么傻?那么,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,又会怎么样呢?就会放弃“自由思想,独立精神”。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,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。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,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。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,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。显然,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,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,哪有什么“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”?

事实上,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“毛”,总是想附在某张“皮”上,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。在中国,纯粹的知识、学问,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。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,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,才被承认为有意义。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?就因为只有这样,“无意义”才能转换为“有意义”。所以,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“政治情结”,不如说他们有一种“意义情结”。

于是,为了使“无意义”转换为“有意义”,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、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“皮”上。因为单独的“毛”没有意义。单独的“毛”,无根无底飘浮不定,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,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,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。

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,不仅因为他有知识,更因为他是“分子”,既是极少数,又有独立性。如果附在某张“皮”上,哪还是“分子”吗?王瑶先生说得好:“分子不独立,知识也会变质”。显然,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,就得坚持独立立场;要想坚持独立立场,就不能附在某张“皮”上;要想不附在某张“皮”上,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。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,即等于没有意义。因此,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“自由思想,独立精神”时,就得先问自己一句:你能不能豁出去连“意义”都不要?

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。但“若为自由故,意义亦可抛”。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,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。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——船完全被撞破之后,也就不会沉没了。它的每一块零散的木板,将永远漂浮在海上。

要谈陈寅恪,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。

我们想清楚了吗?

 

摘自《书生意气》,易中天著,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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