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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复言说常识,是一种“无奈的选择”  

2010-05-16 10:19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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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复言说常识,是一种“无奈的选择”

──答《长江商报》记者卢欢

 

1武大的邓晓芒老师说,您不算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已。您觉得当今中国人特别需要普及的是哪类常识?

抱歉,没有这方面的清单。因为实在太多,很难说哪类是特别需要的,只能碰到什么说什么。实际上,现在中国每发生一起事件,差不多都会牵涉到常识问题。比如,许多人都在说,暴力拆迁屡禁不止,拆迁条例修改困难,就因为牵涉到地方政府的利益。政府又不是企业,怎么能有“利益”呢?这是常识么!再比如,未经同意和授权,不得擅自公布公民个人信息,也是常识。但有些地方就这么做了,还认为是做了好事,是“改革”。所以,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,而且应该是常识教育。

 

2从走向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,您是否认为很多固有的常识需要重新的检省?比如呢?

你说的“固有常识”,大约都属于传统社会吧!比如见了皇帝要磕头,官老爷可以随便打小民屁股,或者婚姻必须由父母包办,这在传统社会是“常识”,在现代社会就是“荒谬”。可见,需要重新检省的,就是与现代社会、公民社会、法治社会相冲突的观念。比如在传统社会,是没有“隐私权”的。理由是:你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吗?这就必须“重新检省”,而且必须理直气壮告诉大家:这个可以有。我可以有,你可以有,大家都可以有。每个人,都可以有“不可告人”的想法和事情,因为这是公民的权利。当然,可以有,不等于“必须有”。你也可以“没有”。同样,由于是“权利”,因此也可以“弃权”,也就是把它说出来。但这个“说出来”,只能是出于公民的自愿,不能是被迫。所以,即便是犯罪嫌疑人,也“有权保持沉默”。只不过,他被捕以后所说的一切,都将作为“呈堂供词”而被“记录在案”,因为没人强迫他说这些,是他自己要说的。

 

3显而易见的是,在公共领域中做普及常识工作的人,比如时评人,几乎是在身心疲惫地不断重复讲述。您是否相信,对常识的反复言说,是让它终有一天无需提及的必然选择?

不是“必然的选择”,是“无奈的选择”。常识之所以是常识,就因为它原本是“无需提及”的。如果还要“身心疲惫地不断重复”,真是让人“悲从心来”。但是没有办法,我们只能把自己变成“祥林嫂”,不断地讲述“阿毛的故事”。因为只有当常识普及到每个公民,并深入人心,中国才能真正成为让国民幸福、世界尊重的现代国家。当然,我们在“不断讲述”的时候,可以把“阿毛的故事”置换为“阿柄的故事”或者“阿珠的故事”,以免听的人厌烦。但主题,还是常识。对于“时评人”,这应该不难,因为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。

 

4那么,常识能广受尊重和深入人心的阻力在哪里?

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,以及许多人的不肯反思。比如我一再强调“批评不问动机”,就有很多人想不通。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动机是最重要的。动机好,就是好人;动机不好,就是坏人。至于事实怎样,结果如何,反倒没有人关心。其实好人做的也未必就是好事,他也可能“好心办坏事”。坏人也未必总做坏事,他也要做点好事的。就算他“动机不纯”,他的话也未必就没有价值,没有意义。比如一个贪官为了自保,揭发另一个贪官,难道我们就不查了?问动机,又有什么意义呢?当然,更麻烦的,还是思维方式改不过来。中国人不太重视逻辑,因此常常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忽悠,比如“难道还有什么是不可告人的吗”等等。他们就不想想,如果“可以告人”,那还叫“隐私”吗?

 

5我觉得您很关注公共话题讨论中的一些论者的批评方式,并试图倡导一种良性的“发声”规范(比如质疑李辉和余秋雨)。您是否认为这比“发声”内容本身更重要?

正是。自从有了网络,而且实行匿名制以后,中国人的“言说自由度”,是大幅度地提高了。这个时候,“怎么说”就比“说不说”和“说什么”更重要。因为民主倘无法治规范,就很容易会变成“多数人的暴政”;批评如不遵守“游戏规则”,也很容易会变成“第二次文革”。理想的状态,是“自由而有序”。一方面,每个人都有批评的自由,因此我提出了“三不问”(不问动机,不问资格,不问对象);另方面,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,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权,因此我提出了“四原则”(证据确凿,立场公正,保护隐私,尊重人格)。总之,批评必须有,规则不能无。这就是我批评李辉、质疑余秋雨的真正目的,也就是“借壳上市”,借这两件事,来说一点常识。可惜,一些媒体对此不感兴趣。他们的脑子里,只有“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”之类的无聊念头,让人哭笑不得。

 

6您在《书生傻气》这本书里称:“我正在打造这么一个接头,把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、学者与大众对接起来,我称之为‘三个对接’。”这些是否是当今中国社会急需的,当今知识分子又做得比较欠缺的?

不是。当务之急,是民生,是法治,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可惜在这些问题上,我们一介书生,往往无能为力。能做的,也就是弱弱地发表一点意见,写些“冒傻气”的文章,再趁机说点常识。不过,现代社会、公民社会、法治社会的常识,要在中国人的心中落地生根,又必须做好“三个对接”。不把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、学者与大众对接起来,这些常识就只能在天上飘着,或者变成书斋里的“自娱自乐”。

 

刊载于 2010516《长江商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李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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