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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约黄昏后  

2011-06-13 11:19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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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也没问题。毕业以后,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。改行做美学,更没问题。 不久,晓芒也毕业留校了,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,是《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》(最早发表于《青年论坛》1985年第1-2期)。当然,晓芒是第一作者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们反复商量、讨论、修改。有一次,在去他家的路上,我把文稿丢了。那时没有电脑,也没有复印机。稿子丢了,后果极其严重。幸亏,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,贴出“失物招领”,这才“转危为安”。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,是《黄与蓝的交响──中西美学比较论》。当时的书名,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,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艰难曲折,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。这里要说的是,在这本书当中,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。这些思想,后来被称之为“新实践美学”。 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,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实践美学”(旧实践美学)而言。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,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。但不论哪种“实践美学”,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“实践唯物主义”。所以,晓芒和我,都是熟读马恩的人。为了弄清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的思想,我甚至把《马恩全集》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。这份笔记的照片,已经附在本卷卷首,算是一个见证。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──思辨终止的地方,就是“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”(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。这才有了马克思的《摩尔根〈古代社会〉一书摘要》,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显然,实证是重要的,起源是重要的,发生学是重要的。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,逻辑地提出了“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”,那么,实

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 人约黄昏后

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

 

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,也没问题。毕业以后,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。改行做美学,更没问题。 不久,晓芒也毕业留校了,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,是《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》(最早发表于《青年论坛》1985年第1-2期)。当然,晓芒是第一作者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们反复商量、讨论、修改。有一次,在去他家的路上,我把文稿丢了。那时没有电脑,也没有复印机。稿子丢了,后果极其严重。幸亏,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,贴出“失物招领”,这才“转危为安”。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,是《黄与蓝的交响──中西美学比较论》。当时的书名,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,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艰难曲折,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。这里要说的是,在这本书当中,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。这些思想,后来被称之为“新实践美学”。 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,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实践美学”(旧实践美学)而言。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,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。但不论哪种“实践美学”,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“实践唯物主义”。所以,晓芒和我,都是熟读马恩的人。为了弄清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的思想,我甚至把《马恩全集》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。这份笔记的照片,已经附在本卷卷首,算是一个见证。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──思辨终止的地方,就是“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”(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。这才有了马克思的《摩尔根〈古代社会〉一书摘要》,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显然,实证是重要的,起源是重要的,发生学是重要的。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,逻辑地提出了“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”,那么,实》,初版于1992年。

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

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

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

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! 于是有了这部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,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,不再重复。需要说明的是:第一,由于篇幅原因,再版时增写的《结论与补充》,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。邓晓芒撰写的《导读》,则仍然保留在本卷。第二,《艺术人类学》两次获奖后,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,也不再撰写符合“体制要求”的“学术著作”。可以说,《艺术人类学》之于我,是一个“终结”。当然,正式告别美学,要到2005年。这一年,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《破门而入:美学的问题与历史》。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,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《请跟我来:艺术的本质与特征》。 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这一回,怕是要爽约了。 易中天 2010年9月3日 《易中天文集》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,第三卷收录《艺术人类学》一书,当当网有售。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,责任编辑刘炜茗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,也没问题。毕业以后,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。改行做美学,更没问题。

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 不久,晓芒也毕业留校了,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,是《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》(最早发表于《青年论坛》1985年第12期)。当然,晓芒是第一作者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们反复商量、讨论、修改。有一次,在去他家的路上,我把文稿丢了。那时没有电脑,也没有复印机。稿子丢了,后果极其严重。幸亏,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,贴出“失物招领”,这才“转危为安”。

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,是《黄与蓝的交响──中西美学比较论》。当时的书名,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,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艰难曲折,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。这里要说的是,在这本书当中,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。这些思想,后来被称之为“新实践美学”。

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,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实践美学”(旧实践美学)而言。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,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。但不论哪种“实践美学”,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“实践唯物主义”。所以,晓芒和我,都是熟读马恩的人。为了弄清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的思想,我甚至把《马恩全集》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。这份笔记的照片,已经附在本卷卷首,算是一个见证。

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──思辨终止的地方,就是“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”(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。这才有了马克思的《摩尔根〈古代社会〉一书摘要》,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显然,实证是重要的,起源是重要的,发生学是重要的。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,逻辑地提出了“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”,那么,实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!

于是有了这部《艺术人类学》。

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,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,不再重复。需要说明的是:第一,由于篇幅原因,再版时增写的《结论与补充》,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。邓晓芒撰写的《导读》,则仍然保留在本卷。第二,《艺术人类学》两次获奖后,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,也不再撰写符合“体制要求”的“学术著作”。可以说,《艺术人类学》之于我,是一个“终结”。当然,正式告别美学,要到2005年。这一年,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《破门而入:美学的问题与历史》。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,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《请跟我来:艺术的本质与特征》。

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

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这一回,怕是要爽约了。

,也没问题。毕业以后,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。改行做美学,更没问题。 不久,晓芒也毕业留校了,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,是《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》(最早发表于《青年论坛》1985年第1-2期)。当然,晓芒是第一作者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们反复商量、讨论、修改。有一次,在去他家的路上,我把文稿丢了。那时没有电脑,也没有复印机。稿子丢了,后果极其严重。幸亏,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,贴出“失物招领”,这才“转危为安”。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,是《黄与蓝的交响──中西美学比较论》。当时的书名,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,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艰难曲折,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。这里要说的是,在这本书当中,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。这些思想,后来被称之为“新实践美学”。 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,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实践美学”(旧实践美学)而言。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,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。但不论哪种“实践美学”,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“实践唯物主义”。所以,晓芒和我,都是熟读马恩的人。为了弄清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的思想,我甚至把《马恩全集》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。这份笔记的照片,已经附在本卷卷首,算是一个见证。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──思辨终止的地方,就是“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”(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。这才有了马克思的《摩尔根〈古代社会〉一书摘要》,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显然,实证是重要的,起源是重要的,发生学是重要的。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,逻辑地提出了“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”,那么,实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 易中天

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! 于是有了这部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,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,不再重复。需要说明的是:第一,由于篇幅原因,再版时增写的《结论与补充》,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。邓晓芒撰写的《导读》,则仍然保留在本卷。第二,《艺术人类学》两次获奖后,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,也不再撰写符合“体制要求”的“学术著作”。可以说,《艺术人类学》之于我,是一个“终结”。当然,正式告别美学,要到2005年。这一年,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《破门而入:美学的问题与历史》。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,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《请跟我来:艺术的本质与特征》。 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这一回,怕是要爽约了。 易中天 2010年9月3日 《易中天文集》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,第三卷收录《艺术人类学》一书,当当网有售。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,责任编辑刘炜茗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093,也没问题。毕业以后,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。改行做美学,更没问题。 不久,晓芒也毕业留校了,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,是《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》(最早发表于《青年论坛》1985年第1-2期)。当然,晓芒是第一作者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们反复商量、讨论、修改。有一次,在去他家的路上,我把文稿丢了。那时没有电脑,也没有复印机。稿子丢了,后果极其严重。幸亏,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,贴出“失物招领”,这才“转危为安”。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,是《黄与蓝的交响──中西美学比较论》。当时的书名,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,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艰难曲折,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。这里要说的是,在这本书当中,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。这些思想,后来被称之为“新实践美学”。 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,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实践美学”(旧实践美学)而言。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,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。但不论哪种“实践美学”,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“实践唯物主义”。所以,晓芒和我,都是熟读马恩的人。为了弄清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的思想,我甚至把《马恩全集》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。这份笔记的照片,已经附在本卷卷首,算是一个见证。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──思辨终止的地方,就是“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”(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。这才有了马克思的《摩尔根〈古代社会〉一书摘要》,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显然,实证是重要的,起源是重要的,发生学是重要的。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,逻辑地提出了“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”,那么,实

 

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

 

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 《易中天文集》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,第三卷收录《艺术人类学》一书,当当网有售。

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 

本文刊载于 人约黄昏后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,初版于1992年。 1992对于我,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。这年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,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,时间是9月。工作,也不在中文系,在艺术研究所。另一件,就是《艺术人类学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时间则是在11月。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,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,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《艺术人类学》。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。1978年,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“中国古代文学”。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,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未免“匪性不改”。读书,不肯只读本专业的,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。听课,也不只听本专业的。如果有讲座,哪怕是讲自然科学,也去听,听懂多少算多少。串门,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。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,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串起来很方便。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,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、陈家琪、邓晓芒,经济系的肖帆。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、皮道坚、鲁萌。这几位,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,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,因此有共同语言。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,是因为邓晓芒。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,师从陈修斋、 杨祖陶先生,攻西方古典哲学,于康德、黑格尔极有研究。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,当时就撰写了一篇《美学大纲》,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。这篇《美学大纲》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,有的没兴趣,有的看不懂,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。心悦诚服的,大约就是我。 结果是,我的专业兴趣,从文学转到了美学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。这个弯,转得还算自然。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,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。学位论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没有问题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20115,也没问题。毕业以后,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。改行做美学,更没问题。 不久,晓芒也毕业留校了,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,是《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》(最早发表于《青年论坛》1985年第1-2期)。当然,晓芒是第一作者。写这篇论文的时候,我们反复商量、讨论、修改。有一次,在去他家的路上,我把文稿丢了。那时没有电脑,也没有复印机。稿子丢了,后果极其严重。幸亏,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,贴出“失物招领”,这才“转危为安”。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,是《黄与蓝的交响──中西美学比较论》。当时的书名,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,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艰难曲折,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。这里要说的是,在这本书当中,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。这些思想,后来被称之为“新实践美学”。 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,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“实践美学”(旧实践美学)而言。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,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。但不论哪种“实践美学”,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“实践唯物主义”。所以,晓芒和我,都是熟读马恩的人。为了弄清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-哲学手稿》的思想,我甚至把《马恩全集》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。这份笔记的照片,已经附在本卷卷首,算是一个见证。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──思辨终止的地方,就是“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”(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。这才有了马克思的《摩尔根〈古代社会〉一书摘要》,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。显然,实证是重要的,起源是重要的,发生学是重要的。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,逻辑地提出了“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”,那么,实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,责任编辑刘炜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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