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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的网易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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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寇路线图  

2011-07-03 22:14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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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

合情合理。这就从“文学”转到了“文论”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侧重于其美学思想,也合情合理。这就从“文论”转到了“美学”。讲美学,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,于是有了《艺术人类学》;也得弄清楚美学史,于是有了《破门而入》。但是,要讲清楚中国美学,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,于是又有了《闲话中国人》、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、《读城记》和《品人录》。《品人录》已经在讲历史。以后有《品三国》,也不奇怪。不过,要讲清中国历史,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,这就有了《帝国的惆怅》和《帝国的终结》;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,又必须有参照系,这就有了《费城风云》。这个时候,回头再看中国历史,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,于是有了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也就有了《我山之石》和《中国智慧》。这一路走下来,岂非顺理成章?只不过,从《闲话中国人》开始,我的书,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。内容和形式,统统“另类”。 所以,《闲话中国人》是一个开头。这个头一开,就一发不可收拾。 易中天 2010年9月6日 《易中天文集》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,第五卷收录《闲话中国人》一书。本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出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,责任编辑刘炜茗 流寇路线图

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

 

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

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 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2005年到2006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

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

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 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闲话中国人》。

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

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

但是到了1994 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

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 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 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黄与蓝的交响再版序》)。

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

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

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

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

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

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

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

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合情合理。这就从“文学”转到了“文论”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侧重于其美学思想,也合情合理。这就从“文论”转到了“美学”。讲美学,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,于是有了《艺术人类学》;也得弄清楚美学史,于是有了《破门而入》。但是,要讲清楚中国美学,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,于是又有了《闲话中国人》、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、《读城记》和《品人录》。《品人录》已经在讲历史。以后有《品三国》,也不奇怪。不过,要讲清中国历史,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,这就有了《帝国的惆怅》和《帝国的终结》;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,又必须有参照系,这就有了《费城风云》。这个时候,回头再看中国历史,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,于是有了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也就有了《我山之石》和《中国智慧》。这一路走下来,岂非顺理成章?只不过,从《闲话中国人》开始,我的书,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。内容和形式,统统“另类”。

所以,《闲话中国人》是一个开头。这个头一开,就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

 

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 易中天

流寇路线图 ──《易中天文集》第五卷前言 现在想来,我这一生,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。第一次,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,从“学生娃娃”转变为“革命战士”。第二次,是十三年后,即1978年,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从“革命文青”转变为“青年学人”。十四年后,即1992年,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。其结果,是从“传统学人”转变为“另类学人”。再过十三四年,即2005年到2006年,通过上“百家讲坛”,又毫无思想准备地,从“另类学人”变成了所谓“公众人物”。因此,我把出版《艺术人类学》,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;而把调入厦大,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。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,就是收入本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。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,专业是老专业(古典文学),先生是老先生(胡国瑞、吴林伯)。所受之训练,自然“传统”。理想,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,做一个传统的学人。所以,毕业以后,甚至调入厦大以后,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、像模像样地做学问,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,以及收入第三卷的《艺术人类学》。尽管该书写得并不“八股”,但那是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文风。从本质上讲,还是“传统”。 但是到了1994年,我决定“另类”了。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。比方说,失望。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第一作者邓晓芒)。这本书原名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1987年便已完成。但是,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,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事实证明,这是一本好书。更名为《黄与蓝的交响》后,曾于1999年和2007年,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,印数上万,颇受好评。然而在1989年,我们那本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,印数却只有区区800册,几乎无人知晓,无人问津。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,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。所以晓芒跟我说,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,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(请参看邓晓芒《〈黄与蓝的交响〉再版序》)。 可惜,人还在,心不死,于是又写了《艺术人类学》。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“慧眼识珠”,两次获奖,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“冷淡”。冷淡也有多种原因,比如对“实践美学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09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6

 

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

 

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 《易中天文集》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不感兴趣,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“新实践美学”。而且,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,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,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。就算关注,顶多也就看看“首都学界”有什么动静,或者“学界大佬”有什么说法。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“外省学人”,研究的又是“传统课题”,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!更何况,美学本身的境况,也已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大家都是“泥菩萨”,自顾尚且不暇,哪里管得了许多?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再说,我也没有资格抱怨。事实上,也就在这两年,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,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们国家的“人文学者”,有如过江之鲫。他们的“学术论文”,每天都会在“流水线”上批量生产出来,汗牛充栋,铺天盖地。既然如此,与其挂一漏万,不如统统不看。 很快我又发现,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。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,都只能堆在库房里,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。于是我想,一本书,如果刚一出版,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,那么,我们写它做什么?我们为所谓“学术繁荣”而砍掉的树,难道还嫌不多吗?能省一点,就省一点吧! 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,无意强加于人。你主张“曲高和寡”也好,他为了“养家糊口”也罢,对我都无所谓。反正,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。 不跟体制玩,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,不等于非得“落草为寇”,也可以当“吃皇粮的个体户”。办法,是种完生产队的“责任田”(额定工作量),再种一点“自留地”。这也不难。我和邓晓芒,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。他在哲学系,我在中文系;他是初中生,我是高中生。所以,我们都不是“黄埔出身”,只能算作“土匪”,还都是湖南的。湖南“土匪”的特点是:霸蛮,不信邪,我行我素,吃软不吃硬,等等。比方说,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,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,就是他“匪性”的表现。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。他是“坐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,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。我是“流寇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直弄得现在“面目不清,身分不明”,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。 其实,“流寇”也有“路线图”。我读研究生,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,学位论文选择《文心雕龙》,5月出版,第五卷收录《闲话中国人》一书。本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出售

合情合理。这就从“文学”转到了“文论”。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侧重于其美学思想,也合情合理。这就从“文论”转到了“美学”。讲美学,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,于是有了《艺术人类学》;也得弄清楚美学史,于是有了《破门而入》。但是,要讲清楚中国美学,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,于是又有了《闲话中国人》、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、《读城记》和《品人录》。《品人录》已经在讲历史。以后有《品三国》,也不奇怪。不过,要讲清中国历史,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,这就有了《帝国的惆怅》和《帝国的终结》;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,又必须有参照系,这就有了《费城风云》。这个时候,回头再看中国历史,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,于是有了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也就有了《我山之石》和《中国智慧》。这一路走下来,岂非顺理成章?只不过,从《闲话中国人》开始,我的书,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。内容和形式,统统“另类”。 所以,《闲话中国人》是一个开头。这个头一开,就一发不可收拾。 易中天 2010年9月6日 《易中天文集》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,第五卷收录《闲话中国人》一书。本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出售 本文刊载于5月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,责任编辑刘炜茗 

本文刊载于526《南方都市报》,责任编辑刘炜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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