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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的网易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(上)  

2011-08-11 09:52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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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

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 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 

一 儒家的惆怅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

 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

 

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6 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

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

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

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 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

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

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

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

 

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

 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

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

 

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

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

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 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

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

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

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

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

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

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

 

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

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

 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

 

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

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

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叫“礼坏乐崩”。

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

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 ——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○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,但可惜徒劳。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,是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我一向认为,学术论争,求同比存异更重要,也更难。因为“各自表述”的前提,总得是“某种共识”,否则便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幸运的是,我在秋风先生《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》(2011年6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)那里,找到了讨论的基础,并愿意就此展开。 首先,我同意“儒家反对绝对权力”。因为一旦“绝对”,便不“中庸”,故此说应可成立。但要补充两点。一,儒家并不限制权力,只限制“绝对权力”。二,就连这,也是一厢情愿,甚至得不偿失、南辕北辙。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,是皇权的不断加强。最后,终于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。 且看史实。西汉初年,倒不专制。中央既未过度集权,皇帝亦难乾纲独断。军国大事,例由三公会议,皇帝批准。三公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是实际上的执政者,皇帝不过“橡皮图章”。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,很快被武帝破坏(详后)。此后,历朝历代之所谓“有为之君”,都继承汉武,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,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,而且愈演愈烈。 就说皇权与相权。汉代宰相是“领袖制”,唐代就改成了“委员制”(钱穆先生语)。中央政府只有“国务委员”,没有“国务总理”。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,加强皇权。但唐代“国务会议”(政事堂)的决议,却是定稿,叫“熟拟”。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,叫“印画”。而且,皇帝同意的事情,宰相也可以驳回,叫“涂归”。也就是说,唐代的宰相,虽然地位低于汉代,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,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。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“君臣共治”的意思。但是到宋代,决策权和否决权,就都归皇帝了。宰相上朝,也只能站着,不再能“坐而论道”。到明清两代,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。皇帝一人,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,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(六部)。被俗称为“宰相”的“内阁学士”(明代)和“军机大臣”(清代),其实不过皇帝的“政治秘书”。应运而生的,则是明代的“特务组织”(厂卫),清代的“暗箱操作”(密折)。前者的黑暗,后者的专横,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至此,帝国的统治,已是不折不扣的“一人政治”和“专制独裁”。所谓“君臣共治”,恐怕早就化为梦呓。毫无疑问,确如秋风先生所言,在这个过程中,儒家当中那些“有识之士”(不是所有儒生),未尝不曾“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”,也未尝不曾与之“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”。然而结果如何呢?事与愿违,徒唤奈何! 这是儒家的惆怅,也是我们的惆怅。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○ 作为“皇权主义者”,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“宪政革命”。所谓“共治”,其实无非“参股”,而且儒家的“股权”也没有保障。 问题是何以如此。 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直接原因,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,恰恰是个“强权主义者”,也是“皇权主义者”。正是他,破坏制度,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,由大司马主持工作(西汉称“领尚书事”,东汉称“录尚书事”),叫“内朝”,也叫“中朝”。宰相(三公)主持的政府(公府),则叫“外朝”。这就等于是“一个国家,两个政府”,岂非胡闹?更重要的是,内朝权倾中外,外朝形同虚设,实际上是汉武帝的“小朝廷”,取代了国家的“大朝廷”。目的,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以便大权独揽、乾纲独断。后世之“由集权而专制,由专制而独裁”,即从此开始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会喜欢“宪政”? 汉武帝不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董仲舒也不是。就连他的“儒家身份”,我看也可疑。比方说,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,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。而且,按照秋风先生对“攻乎异端”的解释,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。然而董仲舒,却明确反对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异不同”,主张将所谓“邪辟之说”消灭干净,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请问,这跟法家的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,有什么两样?董仲舒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

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

这样说,他还是儒家吗?如果是,则儒家霸道;如果不是,则董某非儒。 其实,董仲舒跟法家一样,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。而且在他看来,天下既然一统,则舆论也该一律。统一的帝国,必须有统一的思想。只不过,得是儒家思想才行。这才有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也才有后来的“文字狱”。请问,这是宪政,还是专政?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,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。再好的思想,也不能独尊啊! 显然,汉武帝和董仲舒,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“宪政主义革命”,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——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,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,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;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,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。一个得以独尊,一个得以至尊;一个可以垄断学术,一个可以把玩天下,自然不难成交。 是的,董仲舒做交易时,也夹带了“私货”,这就是“为帝王师”。为此,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必须服从“天意”,然后把“天意”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,捏在儒家手里。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。比方说,后世那些“真儒”,可以借此机会推行“仁民爱物”的主张。某些开明的君主,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,或放宽政策,或减缓聚敛。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“仁政”,却好歹要比“苛政”或“暴政”好。 但必须指出,这不能叫“革命”,更谈不上“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”。因为经济基础没变,上层建筑也没变,只变了意识形态。当然,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。只不过,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。意识形态领域的“执政党”,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?你现在又换成儒家,这是革谁的命?秦始皇的,还是汉高祖、窦太后的? 也只能叫“参股”了。参股也不错。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,肯定利大于弊。可惜,儒家的“股权”却并没有保障。比方说,外戚、宦官、亲贵的势力,就往往不比士人小。话语权也一样。皇帝愿意听你的,你就是“代天立言”;不想听,你就是“妖言惑众”。如果碰上某个“真龙天子”,著有《圣祖圣谕》之类的教材,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“伟大导师”,儒生也就只有“恭聆圣训”的份。这个时候,你还想解释天意,那是要小心脑袋的。 何况儒家要“参股”,先得交“投名状”,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,并不断灌输“君贵臣贱,君为臣纲”的观念。董仲舒说得很清楚,他们的主张,是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。可见,屈民,是“屈君”的前提。但,“屈民”易,“屈君”难。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,再想来“屈君”,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。要知道,儒生也是“民”。他们在君主面前,难道不也该“屈”? 至于“伸天”云云,那就真是只有“天知道”,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。再说了,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,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,能叫“宪政”吗?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,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? 三 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 ○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儒家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董仲舒未必限政,孔夫子同样也不。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,或主张专制,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。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,孔子之前,是既没有政府,也没有社会的。政府都没有,你限的哪家子政?这两种说法,不自相矛盾吗? 我当然不同意“孔子之前无政府”,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,秦汉以后郡县。这两个,有什么不同?封建是分权制,郡县是集权制。封建时代,天子分权予诸侯,诸侯分权予大夫。郡县时代,地方集权于中央,中央集权于皇帝。集权,才可能有绝对权力。分权,则不可能“绝对”。权力既不绝对,又何须限制?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,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“自由和宪政”的。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,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。既然如此,孔子怎么可能会去“抗衡”,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?难道孔子掐指一算,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?未卜先知啊? 没错,诚如秋风先生所言,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,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。问题是,这关系怎么变的,又变成啥样了?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,是三家大夫(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)专了鲁国国君的政,他们的家臣(比如阳货)则专了他们的政。这也叫“君主专制”?对不起,这叫“犯上作乱”,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

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

叫“礼坏乐崩”。 正因为礼坏乐崩,才要恢复“君臣父子”的封建秩序。当然,孔子并不主张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相反,在孔子看来,君对臣要有礼,父对子要有爱。但,君仁父慈,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,可以“僭越”。如果像春秋那样,八佾舞于庭,周鼎问于楚,那就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”! 因此,孔子要高举“克己复礼”的旗帜,把“正名”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,坚决反对“陪臣执国命”,反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些话,哪有“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”的意思?孔子更担忧的,怕不是“君的霸道”,而是“臣的跋扈”吧! 那么,秦汉以前,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?有,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。地点,在秦公国;时间,在秦孝公;始作俑者,即为商鞅。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,就是废领主制,行地主制;废世袭制,行任命制;废封建制,行郡县制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,集中到国君。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“霸业”,秦始皇的“帝业”,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,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? 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则做不到。为什么?分权制大势已去,集权制方兴未艾。西汉初年,迫于形势,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,采取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,畿辅之外封王侯。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“郡国制”。结果,麻烦不小,动乱不断。这才有高祖的“白马之盟”,晁错的“削藩之策”。而且,直到武帝采取“推恩之法”(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),才算搞掂。 显然,中央集权这事,汉初统治者“非不欲也,乃不能也”,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“政治遗嘱”,也是他要实现的“宏图大业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,谈什么“君臣共治”,不是找不自在吗?就算董仲舒敢讲,汉武帝也听不进去。哈哈,你说朕不是天,是“天之子”?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,政权合法,与“限政”何干?限政?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“夺权”呢! 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 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 (未完待续)

众所周知,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。但没有限政,则肯定谈不上宪政。既然限政这事,孔夫子想不到,董仲舒做不到,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,又哪来的“宪政主义”?

呵呵,所谓伊人,恐怕“在水一方”啊!
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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