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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的网易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文人原本是怪胎  

2012-05-29 18:17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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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 

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

 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

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述而》)。

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

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

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

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

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

 

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 

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

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

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

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“男人”。

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

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

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 

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

 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

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

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

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

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

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

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

 

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

 

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

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

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 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 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 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 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,帮闲、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。歌功颂德,是帮腔;吟风弄月,是帮闲;为文字狱提供“证据”,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上纲上线,则是帮凶。没有文人,单靠皇帝,根本就实现不了“文化专制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说,君子要“避文士之笔端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

显然,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,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。事实上,有士人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,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,诗人(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)创造文艺作品,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,艺人丰富生活,也就够了,要文人做甚?可见是怪胎。

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

帮腔和帮闲,也有等级或品级。高级的舞文弄墨,中级的插科打诨,低级的溜须拍马。但无论哪种,都是“御用”。有人主张分为“御用”和“非御用”的,这是犯糊涂,或想当然。其实,凡文人,皆御用,只有“在岗”和“待岗”之别,顶多再加“求之不得,恼羞成怒”的一种。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,都是政党。凡政党,都希望执政。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,就变成黑手党。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,其实也很乐意“放下屠刀”的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 文人也一样,几乎无不盼望“上书房行走”。就连某些诗人,也如此。否则,何必抱怨“不才明主弃”,说什么“奉旨填词”?可见吟诗作赋,原本退求其次。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,便只好“落草为寇”,给“山大王”去当“狗头军师”。

所以,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,或为“文丑”,或为“文痞”,或为“文贼”,或为“文匪”,甚至“斯文扫地,泼妇骂街”,我们以后再说。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,则决非文人。因此,有风骨的文化人,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,随便戴在自己头上。

总之,秦汉以后,士人就分化了,产生出各种类型。其中,学人和诗人是“正变”,文人是“异变”,哲人是“异数”。还有“匪人”,则是“异类”。匪人也有两种。原本是匪,然而儒雅,是“儒匪”;毕竟是儒,但有匪气,是“匪儒”。儒匪的特点,是“君子动口也动手,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匪儒的特点,则是离经叛道,呵佛骂祖,非文武而薄周孔,比如嵇康和李贽。这也是极少数,故不列为一种类型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 后面的文章,便分而论之。

 

刊载于2012“男人”。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,有文匠,有文人。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、新老八股、官样文章。这就像学匠,只会写“教材体”;诗匠,只会写“朗诵体”。八股文面目可憎,教材体味同嚼蜡,朗诵体令人肉麻。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,也不屑。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,叫“才子”;也是有才情的,叫“情种”。所以,才子每被佳人心仪,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。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。真正的诗人,也都有才气和才情。真正的学人,则必有才气。是不是“情种”,因人而异。 不看职业,也不看才能,看什么?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但可以肯定,文人作为“类型”,有特定的含义,并不等于“文字工作者”或“文化工作者”。因为人家写文章,就管人家叫“文人”,是没动脑子,含糊惯了。 三 所有类型,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“文人”?文人是士人的变体。当然,其他类型,除了艺人,也都是。艺人在古代,多由“贱人”充任。社会地位,与士人不可同日。这当然是歧视。但艺人不是士(士人),而是庶(庶人),总归是事实。 士在春秋战国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他们没有封建领地(诸侯之国,大夫之家),但有学问本事,或一技之长。其中,有文化的是“文士”,有武艺的是“武士”。这是最早的分野。但这是“分工”,不是“分类”。文士和武士,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。 这就跟后来所谓“知识分子”一样,也是“毛”,必须依附在一张“皮”上。不过那时皮很多,毛也值钱。几乎所有的皮,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,都争相“养士”,甚至不计成本。比如齐之孟尝,楚之春申,魏之信陵,赵之平原,这“战国四君子”,便都是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,网罗天下,执礼甚恭。 反过来,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,朝秦暮楚,爱理不理,爱来不来,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。反正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;处处不留爷,爷去投八路。于是,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“文化工作者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 但从秦汉开始,士就不自由了。因为这时,“皮”只剩下一张,就是皇帝,或皇权。出路,也基本上只有一条,就是“读书做官”。所谓“士人”,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,而主要指文士,即“读书人”。读书而做官,由士而大夫,所以叫“士大夫”。 不过,做官这事,也非人人有份。有的做不了,也有的不愿做,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。这些人,便有的去做学问,这就是“学人”;有的去吟风月,这就是“诗人”。所以,学人和诗人,都是士人的变体。士的分野、分流和分类,自此开始。 士人做了官,就是“官人”。官人是“帮忙”的。部分学人,修官史,设教席,注经典,搞意识形态,也算帮忙。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,总要有人做事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何况士人来做官,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。外戚专政,宦官擅权,藩镇割据,都是“祸源”。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,“文官制度”就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成熟。官员的主体,必须是士人(读书人);读书人的“正道”,则是做官。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,叫“士族”;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,即便还没做官,也叫“士大夫”。总之,官人,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只不过,不能算作文化类型。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,不但要有人帮忙,还要有人帮凶、帮闲、帮腔。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,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,比如附庸风雅,装腔作势,显摆卖弄。 帮凶的,有打手,有鹰犬,有厂卫,有酷吏。帮闲和帮腔,则不是他们的活,也干不了。靠艺人同样不行。旧社会的艺人,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。所谓“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”,哪里上得了台面?没有话语权,如何帮腔?帮闲都难。 于是所谓“文人”,便应运而生。文人,最早指“有文德的人”。这是古意,见于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,后世不用。汉代的说法,是“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”(王充《论衡•超奇》)。但这是“文秘”,不是“文人”。而且,也应该算是“帮忙”的。 汉魏以后的“文人”,俗称“笔杆子”。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5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、学者、媒体人、知识分子等等,都简称或统称为“文人”,实在很扯淡,也很糊涂。比如,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?那简直就是亵渎! 文人从来就不是“荣誉称号”。文人相轻,文人无行,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所以,要简称,得称“文化人”。最好,是细分。这事孔子老早做过。他老人家的主张,是分为君子与小人。这两个概念,可以区分“品类”,比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•里仁》);也可以区分“品级”,比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。 品类是类别,品级是级别。这种区分,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,可以用于所有人。但如果加个“儒”字,称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(《论语•雍也》),则特指文化人。可见,文化人不但能分类,还能分级。 但这个分法,有问题。因为君子与小人,原本指不同的“阶级”。君子即贵族,小人即平民。其形成,则源自宗法制。宗法制规定,家族的血统、财产和地位,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,世代为君。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,诸侯的为国君,大夫的为家君。所以,君子,就是“诸君之子”。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,分出去成为“小宗”。大贵族的小宗,起先也是贵族。天子的小宗是诸侯,诸侯的小宗是大夫,大夫的小宗是士。但分到最后,一无所有,啥都不是,就成了平民。所以,小人就是“小宗之人”。这就是阶级。 到了孔子那里,这两个概念,又指“品级”,即君子“三高”(高贵、高尚、高雅),小人“三俗”(粗俗、低俗、庸俗)。再后来,阶级的意义没有了,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,变成了“品类”:君子是好人,小人是坏人。或者说,君子道德高尚,小人品质恶劣。阶级讲“地位”,品级讲“品位”,品类讲“品质”,都是君子高,小人低。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。比如小人,是无德还是缺德,是德薄还是德寡?然而“寡德之人”,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。呵呵呵,“寡人”不是“小人”,反倒是“大人”。正所谓:尊贵是王侯,偏偏称孤寡,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? 事实上,简单的道德判断,最不靠谱。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,别人是小人。那么,到底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? 更何况,君子又怎样,小人又如何?比如周扬,是不是君子?是。整不整人?整。挨不挨整?挨。而且,正因为是君子,后来他忏悔。但不忏悔的,也未必就是小人。事实上,小人整人,君子也整;君子挨整,小人也挨(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)。历朝历代,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,都这样。 二 我的主张,是区分类型 显然,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,是不灵的。一笔糊涂账,统称“文人”,更不行。分类才能见分野。因此我的主张,是区分“类型”。类型有品类的意思,也有品级的意思,还有型号的意思,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,甚至人格特征,所以叫“类型”。 文化人的类型,主要有四种:士人、学人、诗人、文人。前三种,大约相当于“君子儒”;文人,大约相当于“小人儒”。大约而已,不完全准确。另外,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:哲人和艺人。之所以次要,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,艺人又往往被认为“没文化”。 这种分类,表面上看,似乎带有“职业标签”,其实无关乎“职业身份”。比方说,并非学哲学、搞哲学、讲哲学的,都是哲人。真正的哲人,凤毛麟角,屈指可数,千载难逢。大多数,则不过“哲学工作者”,甚至“吃哲学饭的”。 同样,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,做学问的都是学人。比如乾隆皇帝,诗写得倒多,难道也算?又比如,现在某些官员,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,转岗文联、作协、社科院,今天主持一个项目,明天主编一套丛书,其实胸无点墨,事无寸功,也算诗人或学人?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,也不好说。事实上,有人写了一辈子诗,也不是诗人;做了一辈子学问,也不是学人。为什么?或无诗人之灵气,或无学人之锐眼,只好算作“诗匠”或“学匠”,无妨统称为“匠人”。这就只能算是“写诗的”和“做学问的”。好比有些人,只能叫“男的”,不能叫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22版,责任编辑帅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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