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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的网易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谁都可能是文人   

2012-06-19 11:40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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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

 

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

 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

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

就说我自己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 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 就说我自己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 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 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 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。 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 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 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

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

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 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 就说我自己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 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 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 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。 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 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 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

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 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 就说我自己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 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 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 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。 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 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 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

 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

 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

先说学人。

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

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

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

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 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 就说我自己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 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 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 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。 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 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 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

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 

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

 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 再说士人。

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

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

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苏秦列传》)?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

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

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 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 就说我自己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 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 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 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。 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 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 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 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

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

 

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 

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

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

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

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

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

也罢,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,又有几人不想从政,不想做官?当然,动机或有不同。有的是要平治天下,有的是要光宗耀祖,有的是要以权谋私,但都要依附皇权。因为秦汉以后,做官的制度,变成了“任命制”。皇帝不赏识,朝廷不委任,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,又能如何? 因此,真正的士大夫,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“古士遗风”。但从秦汉到明清,每下愈况。到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斯文扫地。风骨、气节、担当、肝胆,所剩无几。相反,跟皇家、官府、公权力,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;跟政治,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 关系有种种,或紧密,或松散。原因也有种种,或以天下为己任,是一种责任担当;或以政治为运动,不搞他心里痒痒。想着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或者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,也有。最松散的,也若即若离、藕断丝连,正所谓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 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 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 这样一来,中国的文化人,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:政治正确。这并不错。西方也讲“政治正确”,比如不能侵犯人权,不能种族歧视,不能恐怖主义。但人家,只把这当底线。底线之上,是广阔自由的空间。咱们,却是当高标。高标之下,处处禁忌,遍地雷区。

更有甚者,咱们还要比赛,看谁更加“政治正确”。这就有了两大习惯,一是表态,二是站队。表态要见风使舵,站队要以人划线,也就顾不上什么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其结果,跟文人一样,也是“只有姿态,没有立场”。

所以我说,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人人都会是文人。士人、学人、诗人身上会有“文人气”,就更不奇怪。实际上,本系列文章之所谓“士人”,也包括学人和诗人,都是理想状态的,或本来意义的。也就是说,凡士人,就该如此。并不等于说,当真如此。有真士人,也有半真半假、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。士人一旦堕落,则与文人无异,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“士人风骨”者。

——“文化人的分野”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,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。给人感觉,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,或文化偏见,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,搞“种族歧视”。 呵呵,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文人,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,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。之所以拿他们开刀,还刀刀见血,不留情面,原因有三:第一,文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表情。第二,表情不佳,是因为内心错乱。第三,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,则稍有文化者,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。 就说我自己。 严格说来,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还只能算“文青”,算不了“文人”,因为不够资格。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,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,就是“文人”了?没那么便宜。文人,得成熟;文青,就幼稚。但,幼稚归幼稚,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。 比如希望“见用”,这心思是有的,还很重。那时,如果有“梁效”之类的写作组召唤,屁颠屁颠就去了。也不会喊阿Q“同去同去”,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:我辈岂是蓬蒿人!可惜那些写作组,门槛太高,够不着。因此,没变成“四人帮”的御用文人,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,是没机遇和资格。 但,组织上没进“写作组”,思想上是进了的。而且,还积极创造条件,争取进去。颂圣、唱红、批黑、整风,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,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。腔调,也是“朗诵体”或“播音腔”。至于“四人帮”嫡系部队的作品,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。 这样做,并非没有功利目的。一要政治上受信任,二要生活上得改善,三要走出去有面子。因此,一旦被用,就洋洋得意;遭到冷遇,就垂头丧气。如果还“情场失意”,就更是“怀才不遇”:我这样的“才子”,咋没“佳人”来眷顾呢?现在看,真是酸极了! 因此,我曾反躬自问:如果没有拨乱反正,没有改革开放,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,会不会也盼望着“淡扫峨眉朝至尊”?十有八九。因为,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,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。我狠批文人,其实也是警告自己。 家丑不可外扬。自曝“前丑”,正是为了“绝后”。事实上,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,却像阿Q一样,是不会“断子绝孙”的。诗人和学人,甚至士人,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。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,就能含糊过去的,必须来算一个总账。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。 表面上看,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,其实未必。中国的学术传统,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;中国的政治传统,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。秦汉以后的博士,唐宋以后的学士,都是官。翰林院,也很难说是政研室、社科院,还是文联作协。而且,一个读书人,学问越好,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“词臣”,甚至“弄臣”。他们多才艺,通古今,承问对,草诏书,往往同时是官人、学人和文人,既能注经考古(有的成就还不低),又能舞文弄墨(有的文笔还不差),还能出将入相(有的官职还不小)。即便是在野的学者,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。何况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,所谓“文人习气”,便难免“如影相随”。这是古代。 今之学者,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。充当“笔杆子”的,却不少。改革开放前,要“为政治服务”;改革开放后,要“为政府服务”。服务原本也可以。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,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,比如回答咨询、参与决策、进行论证等等。这并无可厚非。 但这事要有原则。第一,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,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。有不服务的,也有服务不了的。第二,有需要,得聘请。官民双方,相互平等,是契约关系。第三,独立自主,客观公正,实话实说。有问题如实相告,有分歧充分讨论,有看法据理力争。学者的意见,官方可以不听;官方的想法,学者也可以不从。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(事实),只唯理(逻辑),方为真学者,方为真学人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?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。

 

刊载于2012总之,原则有三:不能全部,没有义务,可以说不。再明确一点,就是不媚权,不拜官,不趋炎,不附势,可以做“参谋”,不能当“喉舌”。如能这样,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,为企业、为个人服务,也没错。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,更没错。 可惜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,非常之难。不少学者,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,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,便帮着说、照着说、顺着说。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,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这种现象,在社科人文领域,尤为突出。只不过,社科界帮腔多,人文界帮闲多。所谓“智囊”,其实“酒囊”;所谓“泰斗”,其实“阿斗”。这样的学者,就不能叫“学人”;或名为“学人”,实为“文人”,甚至“花瓶”。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。 在前面的文章中,士人和文人,一直是作为“对立面”来表述的。但,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,理解的简易。实际上,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。士人如果是没病的,怎么会变成文人?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。战国已不同于春秋,秦汉更迥异于先秦。春秋的士,多有风骨。比如子路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;宁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孔子虽然周游列国,四处求职,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。故一言不合,便拂袖而去,视官位如敝屣,甚至宁肯“乘桴浮于海”。这风骨,到墨子、孟子、庄子那里,也还有。 战国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后期。商鞅去见秦孝公,是带了三套方案的。哪套吃得开,就用哪一套。至于张仪、苏秦辈,更是唯利是图,完全没有什么底线,也没什么坚守。苏秦说得很明白:一个士人,拼命读书,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,书读得再多,又有什么用(请参看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)? 秦皇汉武以后,更是大变。先秦的士,是“游士”;秦汉以后,是“绅士”。游士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他们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做。做,也是“聘任制”。老板可以解聘,自己也可以跳槽。所谓“楚材晋用”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 绅士则必须做官。不做官,岂能叫“士大夫”?实际上,绅士之所以又叫“缙绅”,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,是要插笏的。腰带,就叫“绅”;插笏,就叫“缙”。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。因此即便“乡绅”,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;或者虽无官职,却有官威,却有官谱。见了地方官,是可以礼尚往来的。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“绅士”。以前,只要是士,就有绅(腰带)。比如子张,就曾“书诸绅”(《论语•卫灵公》)。秦汉以后,士人系绅,心里想的都是插笏;他们读书,也都是为了做官。做不了,就得候着。做胥吏、师爷,是“屈就”;做教书匠、孩子王,是“失意”。这些都不能叫“绅士”。士人之主流,其实是“官人”。至于做官以后,是去帮忙,还是帮闲和帮腔,甚至帮凶,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士人变成文人,岂非分分钟的事? 事实上,士人与文人,常常混淆不清,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。比如韩愈,写《论佛骨表》时,是士人;写《幽拘操》时,是文人。什么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”,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,是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的那个人。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,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,那么,学人和诗人,就更没什么不可能。要知道,古代的学术,原本就有两种:官学和私学;诗,也有两种:雅颂和国风。谁,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“楚河汉界”?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,得有别人认可。那么,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,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?当然是权力。而且最权威的,就是最高权力。古人说得很坦白:男儿本自重横行,天子非常赐颜色。重横行,就是希望实现自我;赐颜色,就是价值得到体现。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,并不只是文人啊! 更何况,文人也好,士人61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4版,责任编辑帅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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